临沧籍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洪涛 （黄振馨）口述回忆录
202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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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顺
洪涛，原名黄振勋，女，1918年出生，缅宁县（今临翔区）人，是第一位临沧籍女共产党员。洪涛年少时受家庭的熏陶产生了向往革命、追求真理的进步思想，1931年考入云南省立缅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36 年2月，洪涛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考入昆华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成为青年学生开展爱国活动的主要骨干，多次作为学生代表与国民党政府当局进行谈判。在校期间，多方寻求革命进步书籍，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逐步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因不满学校当局追随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学生运动，后被学校除名。1937 年初，云南地下党组织决定送她到延安学习。洪涛随云南战地服务团经贵阳到长沙，奔赴延安，不久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 年，中央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洪涛被派到河北保安县(志丹县)参加社会调查。由于工作出色，保安县委要求洪涛在保安县工作。经陈云批准，洪涛留在了保安县，并担任保安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在担任保安县妇女联合会主任的三年中，在组织发动妇女，支援抗战，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 年，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洪涛曾作为模范妇女代表，参加了延安整风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8 年辽西会战后，随军到了北京。1950 年南下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总工会、宣传部工作。洪涛作为缅宁进步女青年追求革命的杰出代表，为革命思想在临沧人民中间的传播，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奉献了心血。
临沧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封面
洪涛（前排中）1985年从北京回临沧探亲时与家乡亲戚合影
我参加革命前后
洪涛口述 杨中明整理
一个开明的家庭
1917年的严冬，我出生在缅宁（今临沧）县城一个店员的家里，祖父姓黄，是湖南保定府武甘州人，因谋生流落到缅宁；父亲黄润金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与姐妹相依为命，孤苦伶仃。在那饥寒交迫的年代里，姐、弟、妹三条小生命就像三株小草，在长满荆棘的困境中艰难地挣扎着。为了不致让黑暗的社会吞噬，我的大姑妈11岁就被迫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姑妈起早贪黑，打柴、做饭、洗衣、喂猪、带孩子，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干。不久，为了生存，二姑妈也当了童养媳。
为了减轻姑妈们的痛苦，我父亲12岁那年就到一家盐店当了学工。由于他聪明好学，一步步地学会了经营的本领。父亲没有文化，为了能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站得住脚，他曾自学过《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文章。通过自学，他能看懂一般的书，能记帐写信了。父亲成家很晚，母亲叫彭惠英，她初识字，是一个贤惠善良的人。父母共生育我们兄妹10人，长兄黄振声，我排行老二，叫黄振馨。父母亲思想开明，对我们总是循循善诱，从不打骂。记得母亲为了使我增强意志，适应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每天入睡前，给我讲木兰从军和女将穆桂英的故事，樊梨花和梁红玉击鼓退敌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入迷。我从小对花木兰、穆桂英和梁红玉十分崇拜，并立志要做花木兰、穆桂英式英雄。有时讲着讲着我就在床上睡着了，母亲给我盖上被子才离去。由于我性格活泼，聪明好学，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自幼受到父母的宠爱，倍受父兄的教育和关怀。在家，我与兄弟们享受同等的权利。7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进了县立第一女子小学。在学校里，我积极努力学习，品学兼优，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1931年，我考入缅宁省立第一女师，并开始阅读缅宁县城万有文库中的进步书籍，如《大学生日记》、《少女日记》、《从军日记》、《艾密尔》、《人生介》、《儿童教育心理学》等。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大哥从上海给我寄来的《妇女与社会》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人，叫贝贝尔。我多次通读这本书，完全接受了贝贝尔的思想。她的那句“妇女的从属和被压迫都是由于经济从属的结果“的论点使我受到极大振动。并慢慢品味到自立生活的可贵，从而使我能在任何环境中顽强的生存，后来我又读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还有《红叶》、高尔基的《母亲》、保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更进步的书籍，并做了不少读书笔记。在阅读进步书籍中，我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并在父亲和大哥的支持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进行一些反封建的宣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想更加成熟了。我经常身着男装，剪短发，身带三弦和其它乐器，有时带上写有各种进步内容的小旗子，组织学生利用文艺宣传的形式，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抨击男尊女卑和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害。我因此得到了学生、教职员工和社会上开明人士的支持和赞赏。但却遭到了反动派和那些墨守成规，坚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人的反对，他们说，黄家那个姑娘男不男，女不女，简直不守妇道，是个神婆。更有甚者，则攻击我在宣传异端邪说，患惑人心，但我无所顾虑，因为我有进步书中的思想鼓舞，有开明的父亲和进步的大哥支持，有志同道合的学友，更值得称道的是有一个从小爱我养我同情和理解我的好母亲。
当时，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叫邓柄贞（现名叫邓涛，在广州工作），一个叫邓炳荣，他俩是同胞姐妹。因为我们同处于一个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妇女的自身解放。因此，她们对我很理解，很支持。遗憾的是，当我和邓炳贞同去参加革命后，邓炳荣同志却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英勇地牺牲了。邓炳荣同志从小受其二姐的影响，青年时期就向往革命，追求真理。1942年，邓丙荣与夫杨宝槐及蔡德仁等拟赴延安，因途中蔡德馨不幸病故，只好返回缅宁。1949年3月，中共“回国党组”所领导的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解放双缅，邓炳荣同志参加了革命。她工作积极，不怕困难，勇于献身，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反动派对她既恨又怕，在我军撤离后，就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夫妇。邓炳荣同志就义时，高呼革命口号，怒斥反动派，从容走向刑场。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蒋介石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继续加紧“剿共”和镇压抗日群众运动。全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都一致要求抗日，进行反蒋斗争。当时缅宁也有一些民主人士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我组织了一些进步学生上街进行宣传，抵制日货，一些教职员工和同学看到我很勇敢，都十分敬佩，还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先生”。有时，他们碰到什么事，都要找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在省立缅宁女子师范两年中，我曾被学校当局授予“示范教师”的称号。
30年代中期，我的家庭没落破产，生活贫困的重担毫不留情地压在父兄肩上，同时也波及到家庭中的每一个大小成员，在我的心灵深处，又深深地烙上了饥饿贫困的印记，使我更加靠近劳苦大众了。
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过云南，毛主席率红军北上的消息不径而走。父亲不知从那听到这个消息，有一次，他神秘地对我说：“听说有个毛泽东，还有个贺龙和朱德，他们带领着不少人马从贵州那边过来，专打土豪，救济穷人，你听说了吗？”我说，“听到了”，接着，我就把在进步师生中流传的共产党、毛泽东、朱德、贺龙怎样带领红军到云南及离开云南的过程给他讲了，他听后似乎略有所悟，默默地付度着。
就在贫困、破产袭击我家的同时，一个封建媒婆多次上门为我说亲，并说一个女人要有“三从四德”，女人的一生就是生儿育女，并劝我不能搞歪门邪道了，我气红了脸，当场把媒婆轰走，为了谋求妇女解放，也为了谋求我自己的解放，我苦苦地思索首怎么办。经过理智的考虑，我决定离家出走。
初春的南疆到处是一片绿的世界。1936年2月，我与同乡好友邓炳贞在亲友的资助下筹备了路费，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们带着对家乡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革命的征程。记得那天，父兄为我们饯行，朋友和同学们一直把我们送到迎春桥，南汀河在晨曦中轻轻为我们唱别同。当时，我们那里想到，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呢！
走上革命道路
30年代的滇西，交通极为闭塞，地处滇西边陲的缅宁就更加闭塞了，全区路隘险峭，从缅宁到昆明，一路羊肠小道，我们时而步行，时而骑上骡马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备偿艰辛。很多地方，土匪出没无常，有时，当我们经过危险地段，紧张得闭紧嘴唇，连大气都不敢喘。因时近月，我们经历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才抵达昆明。
早春二月，春城樱花盛开，闹市车水马龙。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昆明人民和缅宁人民一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是春城人民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斗争。我在这个风雨激荡的日子里度过了半年。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驻上海负责白区工作的王自申同志，指派李浩然（水天）与费炳联系重建云南地方党组织。12月，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云南地下党在各条战线上重新开展活动。 秘密印发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反共，对外不抵抗的两面政策。党在各工厂、学校普遍成立“读书会”和“歌咏队”，还组织了一些积极分子开办“夜校”。阅读上海出版的《救亡》杂志和《赤都印象记》，还散发革命传单。
在昆明，我和邓炳贞同志一起考入了云南省昆华女师，成为缅宁第一批旅省女学生。那时，党又一次在工厂、机关和学校秘密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支部。云大附中、昆女师等地下党支部就是在这时建立的，由于云南地下党在昆华女师建有党支部，加之自己的学习和平时的表现比较突出，很快就被地下党支部注意，随后我认识了地下党成员陈方（大革命时期入党），李子坚、唐登岷、伍兴仁、李剑秋等同志。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特别是陈方同志，他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介绍我到纺织厂开展地下工作，并面授了不少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给予指教、帮助。我在他们的引导和熏陶下，成长很快，在学生中威信也很高，大家一致推荐我为学生会主席。1936年初，省工委发动和领导昆明学生5000多人，举行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游行示威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投降。学生们走向街头，深入各工。这期间，我参加革命活动更加积极了，党组织与我联系也更多了。陈方同志还经常通过张子斋同志给我送来党的秘密刊物。我读后又把这些革命道理向同学、工人宣传。不久，陈方同志介绍我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众多学生，走向社会，进行近日救国演讲。由于我对妇女解放的认识是深刻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 所以，我的演讲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几次演讲都得了第一名，为此，学校当局对我即怕又恨，对我施加种种压力。我根本不害怕，反而利用学生会组织学生与学样当局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当时学校的教育是封建主义的教育，学校当局强行规定不准我们看进步书籍，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只要我们死读书，读死书，要我们遵循“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校当局要我们读书，我们只是表面应付，而用大量的时间看进步的课处书，我还写日记痛骂学样当局，对我们实行法西斯式的压迫和统治。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侮辱妇女的统治，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走向社会，不做花瓶。为了扩大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地下党组织要我们组织“大众歌咏团”，宣传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演唱《大路歌》、《新的女性》、《开路先锋》等。当时地下党有个叫李加典的同志，是个歌咏大王，他专搞学运，那些进步歌曲就是他教给我们的。
我频繁活动更加引起了校当局的注意，我写的日记终于被校方查获，校主任找我谈话，并威胁我说，你这个小东西，竟敢写日记骂校长。校长已经知道了，因你是高材生，只要你给学校争气，校长是可以原谅你的。不但让你公费上学，还给你奖学金。尽管校主任对我软硬兼施，但我始终没有上当，仍然坚持斗争。后来竟被校方以煽动学生闹事，行为不轨，搞非法活动的罪名开除了。
一个深秋的夜晚，受南方局委派的张子斋老师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把你送到延安学习”。并说，最近要组织60多人的云南战地服务团，要我和李莹、邓炳贞等3人以这个合法身份到延安去。我听从了组织的安排，女扮男装，与邓炳贞等进步同学一起随战地服务团到了长沙，接着在同总理的一个副官和长沙一个叫戴泽芳的女同志带领下，秘密地到了西安，与八路军办事处李楚离同志取得了联系，并于1938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的岁月
延安，这个伟大的革命圣地，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她。现在我已到她的怀抱里，怎么能不使我高兴呢，我的那种高兴劲就不用说了。那高高的宝塔，那蜿蜒奔腾的延水河，那红得可爱的山丹丹，我做梦也想不到党会把一个边疆普通的女孩送到这里来，在党中央的圣地，在毛主席的身边，接受革命的熏陶。部队，党政机关，学校，民兵，红缨枪及操场上的口号声……，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这里的关系是同志关系；这里男女平等；这里吃饭、穿衣不分等级；首长、战士可以直接对话，我平身第一次体会到了人身解放的自由。
到延安后，我亲眼见到了传奇式人物朱老总和贺总，朱老总了解和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很风趣地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在讲武堂学习过，你们云南边疆的女孩子冲破边疆的重重障碍到延安，投身革命，很了不起，要好好学习，干好革命”。听到朱总的话，我心潮澎湃，一种冲锋陷阵的思想油然而生，暗下决心，决不辜负朱总的希望。不久，组织又将我送到陝东，在那里，我正式填写了党员登记表，接着，党组织又将我送入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邓发是中央党校的校长，我被分在17班，班主任是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马列主义教员。学员中有老干部也有青年学生，有的学员是准备将来到国统区工作，因此训练完全是秘密的。我与四方面军的一个妇女干部吳朝祥同志住在一起，吴大姐早年参加革命，有丰富的革命知识，她思想进步，作风朴实，她在学习和生活中给我很大帮助。她的一举一动和她那亲切可敬的音容笑貌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1939年2月，党中央组织许多干部到农村调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我作为工作队一员，随陈云同去到了该县。这里由于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绝大多数妇女不能上学，没有文化，全县的妇女干部几乎是文盲。毛主席在抗战初期对妇女工作就作出了“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为了打开妇女工作的局面，团结更多的妇女，进行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我建议县委开办妇女干部训练班，让那些妇女干部，特别是青年妇女干部，学文化，扫除文盲，提高思想觉悟。县委采纳了我的建议，举办了妇女干部学习班。经过学习，这些妇女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全县八个区的妇女干部都能独立工作了，有的妇女干部还进了党校。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县委的领导同志都很高兴。就这样，我和志丹县广大妇女在学习和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使我不能随队归去了。当我到边区妇联报到时，边区妇联主任徐明清同志对我亲切地说，“小涛，为了满足志丹县广大妇女的要求，经组织研究决定，你到志丹县担任妇联主任，那里的工作很艰苦，需要你去开展”。我问徐主任去几年？她说，至少三年。原来，在工作结束前，该县的广大妇女群众，妇女干部、县委领导给带队的陈云同志打报告，经陈云同志批准，我就留任该县的妇女主任了。我服从分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央红军到陜北，毛主席领导咱们闹革命，妇女翻身得解放。”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红军力量强，革命势力大发展”
“千家万户哎嗨哟，快把亲人迎进来”
革命歌声唱出了妇女们热爱党和红军，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心情。我在志丹县工作三年，在县委的领导下，志丹县的妇女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妇女工作的方针政策。且全县妇女干部经常深入村寨（有时就到群众家里）发动组织妇女参军参战、支前。留在后方的妇女就组织成自卫队，担负着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保护群众的任务，还要开荒种地，缴纳救国公粮。走不出去的妇女就留在村里做军衣、军鞋。她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当时有首歌反映了这种生动的情景。
开荒、开荒、前方战士要军粮；
织布、织布、前方战士要衣服；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的穿吃；
打败敌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每年春节，我们组织妇女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下乡演出，宣传群众。我曾多次扮演过《小放牛》中的主角。后来，乡里的大娘们一见我就指着说：“小放牛里的那个红桃子准是这个红军姑娘。”我还多次组织青年妇女们闹社火庆丰收，参加秧歌队扭秧歌，耍狮子龙灯、跑旱船，我们自编自演“对歌”。那时的妇女工作热火朝天，正如当时山歌里所唱的一样，“党和群众心连心，黄土变成金”。是的，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深入人心，把政策交给群众，变成了牢不可摧的物质力量，，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我在几年的革命实践中深刻地体会了这一点。
1940年12月，边区妇联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我由志丹县再次回到延安。那时的边区，可谓是千里冰封了，来回上百里路，还要翻山越岭，加之道路极为难走，我不幸摔跤，头部受了重伤，因流血过多而昏迷很久，乡亲们发现后把我救起，并得到志丹骑后团军医杨秀清同志的精心治疗。在养伤期间，我住在一位姓张的大娘家里，她家全家护理我，感情胜过亲人。特别是张大娘，当我看到她那慈祥而又饱经风霜的面孔时，就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我的童年。县委领导同志经常给我送炭、送粮，关心我的冷暖，那些姐妹们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长期的友谊已结成了子妹情。当我的头部伤快好时，臂部又被马咬伤，但我毫不气馁，依然很乐观。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我用革命的乐观主义战胜了病魔。
现在，每当我抚摸着伤疤时，就怀念我曾为她献出过青春和热血的志丹县，怀念那里的人民和姐妹们。志丹县地处西北高原，崇山峻岭，地广人稀，交通极为闭塞，从县城到各区乡要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八个区的妇联主任除二区的冯亭同志外，其它都是文盲或识字不多。为了解决干部来源，我们依靠各区委，采取就地取材，重点培养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培养，很多妇女干部成长起来了，如三区妇联主任王玉珍和后来接任志丹县妇联主任的邹春兰等。邹春兰同志从小给人当童养媳，她受尽了苦难，1935年她逃到保安找红军，跟随刘志丹闹革命，她工作积极，革命坚定，临危不惧，深得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到县里担任妇联主任。
志丹县是刘志丹的家乡，那里的人民对他极为崇敬和怀念。特别是楼家沟子（刘志丹的家乡）的妇女们，在志丹同志牺牲后，经常唱着歌颂刘志丹的民歌《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他带上队伍打横山，一心要共产，穷人得解放”
1934年，志丹县就开始建立县区乡三级妇女组织，志丹同志说，要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同志们组织起来，参加开辟根据地的斗争，要使妇女和男人一样，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要改善妇女群众的生活，反对打骂，反对虐待，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倡导放脚运动。志丹县的广大妇女也为之奋斗。她们性格刚强，乐观开朗，为争取民族和妇女解放作出了榜样。
1941年，我调回中央党校继续学习。
1942年2月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我亲自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演讲，即《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那幽默的声调，深刻的说理，恰到好处的比拟，使我记忆尤新，主席说：“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主席的这句话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间。
（ 抄录自政协临沧地区工委1992年出版的《临沧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179号）
印刷单位（云南国防印刷厂）
电子文版录入：V篇注册会员，天顺 2021.6.21 于临沧
洪涛老前辈晚年的照片
中国共产党七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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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顺
老三届知青，参战退伍军人，退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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