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胡杨,生活的碎片,VV,山茶依旧

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上海人，六十年代初来到新疆。那时，新疆还很落后，偏远的生产连队更是闭塞，与外界接触很少。李老师分配到当时被称为下野地的三场十四连小学教书。我那时刚上预备班，李老师教我们，在我们儿童眼里，李老师简直就是一位白马王子。他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白晰的皮肤，微红的脸堂，浓黑的头发，洁白的牙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一口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蓝衣裳，脚上是一双白塑料底黑布面的鞋。在那个人们着装不是一身黄一身蓝，就是一身黑一身灰的时代，李老师既大众化，又与众不同，他像一株山茶，浑身透着青春的朝气，英俊、潇洒、帅气。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整天都高兴地围着他转。

那时的预备班，也没什么正规的教科书，算术课老师就教一些简单的加减法，语文课就是学毛主席语录，学政治口号。即便是这些单调乏味的内容，李老师也给我们上得很有趣。我们蹦蹦跳跳，喊喊叫叫，在无忧无虑中，倒也学了不少东西。

隆冬季节，北国天寒地冻，雪花飘飘，树木、房屋、沙包都银装素裹。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到沙包上滑雪，到大冰滩溜冰，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溜冰。那年代，每个连队都是吃涝坝水，冬天便打冰化水吃，化雪水洗洗涮涮。为了冬天有冰吃，封冻前，连里就在几百亩大的洼地里灌满水，封冻后，这便成了天然的溜冰场。我们的冰鞋就是用两块木板制作的，我们穿自制的冰鞋，不用脱棉鞋，站在冰鞋上，把带子前后系紧就行了。溜冰时，猛跑几步，就可在冰面上溜长长的一段距离；想停时，脚跟抬起，脚尖着地就停稳了。

我们几个班干部大着胆子爬上办公室的窗台，从窗户上往里看。只见那些革命小将用棍子猛打李老师的肩膀让他跪下，李老师坚决不跪，他们就用棍子猛打老师的腿弯处，还有人猛推李老师，李老师被打趴在地上，接着他们就用棍子在李老师头上身上一阵乱打。李老师高喊：“毛主席救救我呀！毛主席万岁！”后来又喊：“我不知道，打死我也不知道！”最后他们又把李老师五花大绑押出了办公室。我们吓得只敢远远地看，只见李老师浑身上下都是土，口鼻处还在流血，头发乱糟糟的，眼镜也不知哪里去了。

一阵大乱之后，他们高声喊着，押着李老师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连队。我们这些孩子哭着跟了很远，一直跟到连队的小桥边。从此，我们崇拜的、敬爱的李老师便在我们童年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们一行八人，骑着自行车赶往二中，一路上我想着能见到李老师了，特别激动。我极力想象他的容貌，想象他的声音，想象见面时的喜悦……我骑车骑得飞快，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赶到了二中。在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二中的领导，其中有一位主任，头微微地偏向左，肩膀有点左低右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淡淡的络腮胡，穿着一套铁灰色的西装，说话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点上海腔，有人指点说他叫李松林。当时我心头一惊，难道这就是我记忆中年轻、英俊、潇洒的李老师吗？他那朝气、那帅气哪里去了？在我愣神的功夫，一只大而粗糙且无名指少了半截的手已伸向了我。我立马回过神来，伸出手去，叫了一声：“李老师，您好！”我紧握着他残缺的手问道：“您还记得我吗？我叫唐晓琴。”李老师笑着说：“小黄毛丫头现在当老师了，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