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一次见到聂元梓时,台湾老先生向我介绍她,说“这是聂元梓女士,她在你们大陆很有名啊”。我当时一震,聂元梓?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时被毛泽东称为 “写得何等的好啊”的那张马列主义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吗?文革中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首。 我当时不过五六岁,对聂元梓的大名都耳熟能详,可见当时她在中国的知名度何等之大。
提到聂元梓这个名字,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她的感觉是很复杂的。我过去对她所有的“了解”都来自文革中她超大的名气和粉碎四人帮后各种报章杂志大量对文革回忆的文章。我对文革 中的红人向无好感,她在我心目中应该属于坏女人之列。那次事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突然得见其本尊,甚觉意外。坐在我面前的聂元梓那时已是一个年近80岁的老媪了,但不得不说,她的面容并不特别苍老,戴一副银丝眼镜,看得出年轻时的她不难看。 我记得那一次在座的还有一位吴教授,介绍之下也让我吃了一惊,他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丈夫。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大学时,看遇罗锦写的《冬天的童话》和 《春天的童话》感动得稀里哗啦,甚至失眠。 遇罗克兄妹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通过遇罗锦一字一泪,细腻伤感的叙述唤起了一代人心底深处对文革惨痛的回忆。而遇罗锦深沉的笔触更让那两篇“童话”在当时 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吴教授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长得十分周正,人也健谈,斯文之外还有点豪气。让人一见就喜欢。我记得当时我盯着他一直在问遇罗锦的事。
一个文革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文革的极端受害者家属,这样两位人物同时在座让我很是不解,后来我知道他们两位竟然还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不熟悉,不好深问,只能将疑惑放在心里。
时间过去了14年,现在想想,当年心里的疑惑已经不惑了。聂元梓也好,吴教授也好,当政治的狂风巨浪退去之后,当人已不再被政治裹胁,已经回归普通人本质的人,成为朋友有何不可?
这 一次,樊老师带我去见聂元梓之前,曾在电话中与我比较详细地聊起她。我才知道在有些北大人心中的聂元梓并不是我过去“知道”的聂元梓。与大多数人对聂元梓 的印象相反,北大经济系不少人对聂是存有好感的,并认为她与其前任相比,工作认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生活作风正派,对知识分子很尊重。
北大文革前的党委书记陆平与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熟,聂真文革前在人大作副校长,陆平通过聂真的关系把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的聂元梓要到了北大。当时北大经济系 的总支书记是陆平的“五朵金花”之一,但这个女人作风霸道,男女关系混乱,尤其是与经济系的教授们关系非常紧张。陆平让聂元梓到经济系当系副主任,被经济 系的有些教授称之为“来救火”的。
聂到经济系后,与前任的作风完全不同,工作踏实,与教授们的关系融洽,经常走访教授和教师们的家。这次在聂元梓家,她还回忆起,当时厉以宁还是一个青年教 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心情不好,情绪低落。聂元梓到任后,去厉以宁家拜访,发现他住在海淀街上一个很破旧的平房里,一个男人还带着个很小的孩子,房子很 小,一个破煤球炉,家里凌乱得很。厉的爱人在吉林工作,两地分居。聂元梓家访回来后,马上用组织的名义与厉以宁爱人的单位联系,希望把其爱人调到北京,解 决夫妻两地生活问题,以使厉以宁安心工作。诸如此类这些小事使得经济系很多教师和教授对聂很有好感。
由于在经济系工作获得好评,哲学系出了问题,陆平就把 聂元梓又调到哲学系“救火”。聂离开经济系时,全系老师组织了一次颐和园游,欢送聂元梓,据说这在北大并不多见。这件事在聂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